我做學問，看一下我的書房就知道特點，文、史、哲以及繪畫、書法等各類主要典籍都有。從《詩經》《楚辭》到當代創(chuàng)作，從《春秋》《左傳》到現(xiàn)代史，我都喜歡翻。
我非常敬佩那些“三年不窺園，十年成一賦”，甚至畢生治一經的專家，也愛讀他們抽絲剝繭、曲徑通幽、細致鉆研的佳作。只是幼年愛好廣泛，在繪畫書法等方面下過功夫，加上讀書養(yǎng)成雜覽的習慣，做學問興之所至、自然而然地踏上了雜而不專的旅途。
我大學學的是中文專業(yè)，但在校期間發(fā)表的第一篇習作是刊發(fā)在《社會科學戰(zhàn)線》的哲學論文《關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統(tǒng)一性問題》。我的專業(yè)是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除了寫些業(yè)內文章，還撰寫發(fā)表過不少非專業(yè)的文字。如用不好聽的話來講，是雜亂無章、不成體系。如用好聽的話來說，可謂知識面寬、視野開闊。我以為，治學不論“專”與“雜”，微觀與宏觀，考證與綜合，關鍵是要養(yǎng)成獨立思考，善于發(fā)現(xiàn)問題的習慣。
我每寫一篇文章或一部專著，總要找到自己的視角、感悟和觀點，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新意”。這可以是視野轉換而開拓新領域，也可以是對老問題作出新的解讀和闡發(fā)，還可以是新材料的發(fā)掘補充并完善舊說，等等。
于我而言，這種“新意”的產生，多半是現(xiàn)實問題的觸發(fā)，或曰時代課題的困惑，撥動腦中已有知識儲備的琴弦，并伴隨旋律泛舟和潛入古今中外相關學術積累的海洋，爬梳剔抉，劈波斬浪，駕馭自己的一葉扁舟，激起一兩朵飛濺的浪花。
我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文學橫向發(fā)展論》，1989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列入當時頗有影響的“文藝探索書系”出版。正是改革開放的時代吶喊，喚起我大膽提出“文學橫向發(fā)展”的新命題。
但研究新命題，撰寫一本專著，最大的麻煩就是沒有現(xiàn)成的路可走，可資借鑒的材料相對較少。我只有采取笨辦法，沉浸到各大圖書館，包括請海外的學友幫忙，“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搜尋中外文學及文化橫向聯(lián)系的線索，思考并發(fā)掘其意義和價值。最后，我的思路越來越清晰，在當時文學研究多專注于縱向演進的基礎上另辟蹊徑，從一個新的側面對中國及世界文學橫向交流的歷程、特點和規(guī)律，及其對改變文學內在品格和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影響等，作出了自己的探討。
前些年常有出國的朋友給我打電話，說在英美及日本的街頭書店和大學圖書館里見到我寫的《中國文學史演義》。該書最初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在1994年2月出版，連續(xù)重印多次；臺灣正中書局購買版權推出中文繁體字版，再版重印已達50余次。多家出版社先后再出該書。
若說這本在海峽兩岸暢銷常銷的圖書有什么可取之處的話，我想主要是它適應了社會需求，30多年前社會大眾迫切需要了解文史知識。當時，擺在我面前的難題是，寫一本大家都可看的文學史專著，如何融理論與形象于一體，匯學術與藝術于一爐。
由今觀古，我想到用傳統(tǒng)“演義”的形式來寫學術史。演義作為由宋元之際講史話本發(fā)展而來的一種寫作體裁，既可以敘述故事、描繪人物，又可以援引例證、插話評論，正符合生動活潑地呈現(xiàn)文學史精彩過程的要求。
當然，這類寫作也有難點，即注重演義的生動性和趣味性的同時，必須把握學術的嚴謹性和科學性。這一點我時時提醒自己，以使讀者在悅心明智中獲得準確而有價值的文化滋養(yǎng)。
我一直堅持，做學問就是要把握時代脈搏，在事物的普遍聯(lián)系中透視和探尋一個個具體問題。
在我發(fā)表的數(shù)百篇文章中，影響較大的便是《君子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該文于2014年6月13日刊發(fā)于《光明日報》頭版頭條，《新華文摘》等眾多報刊及網(wǎng)站予以轉載和推介。
這篇論文的寫作，也是由現(xiàn)實問題觸發(fā)而來。當時，習近平總書記就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發(fā)表一系列重要論述，如“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fā)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yǎng)”等。這些論斷不僅是共產黨人對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新認識和新定位，也是向社會科學工作者提出的有待深入探討的重大課題。
經過反復思考，我嘗試從君子文化的角度，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等重要精神，對傳統(tǒng)文脈的精神內核作出新闡發(fā)，提出便于對接的通道和平臺。我在該文中提出：君子文化堪稱中華民族千錘百煉的文化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獨特的精神標識，是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夠活態(tài)嫁接的老樹新枝，也是傳統(tǒng)文化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xiàn)代社會相協(xié)調，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的廣闊平臺和有效渠道。
拙文發(fā)表后得到各界的積極肯定，很多高校和社科院紛紛設立君子文化研究中心；安徽、湖南等地還成立全省性的君子文化研究會。
我在從事文藝理論、美學及比較文學的研究之外，寫了不少像這樣的有關精神文明建設和公共文化建設的書。學問是社會之公器，自然應在更廣的范圍里為社會服務。我不贊成躲在象牙塔里做學問，知識分子理應為公共文化建設作出貢獻。
如為寫作《起點——中國農村改革發(fā)端紀實》，我深入皖東大地，閱檔案、訪當事人，鳳陽縣小崗村、肥西縣山南公社、來安縣魏郢生產隊等去過多次，向農民及社隊干部了解當年改革的實情，有些細節(jié)反復核對。同時到相關省市采訪有關領導，到縣市檔案館查看當年的縣委會議、市委會議記錄。這本書歸類為紀實文學，更是農村土地改革的歷史書。我把當年的農村改革放在一種更加宏觀的歷史角度里加以考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看清來龍去脈，了解其意義和價值所在。我希望不僅說出“是什么”，還要說出“為什么”。這本書后來獲得全國“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圖書獎”等多個獎項。
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我做學問多半受現(xiàn)實問題的觸動，進而回眸和檢視古往今來同類問題的研究成果，再在古今貫通的廣闊背景與學術積累上思考和醞釀自己的解答。這一過程，或可用“由今觀古，以古通今”名之。
來源：《光明日報》
